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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偷香窃爱——一个爱情故事》前言

2017-4-17 10:00:39 来源:易文网 作者:彭青龙

    彼得·凯里(Peter Carey,1943-)是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领军人物,是继民族主义文学奠基人亨利·劳森(Henry Lawson,1867-1922)和现代主义文学巨匠帕特里克·怀特(Patrick White, 1912-1990)之后的又一位文学大师,被誉为“澳大利亚最有才华和最令人激动的作家之一”。迄今为止,他出版的十部长篇小说、两部短篇小说集和五部非小说作品,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,屡获国内外文学大奖——两次布克奖,两次英联邦作家奖,三次迈尔克斯·富兰克林奖,是世界上仅有的两次获得布克奖的两位作家之一。而另一位是南非作家库切,几年前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有评论家预言,凯里将是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力的竞争者。

    凯里生于墨尔本市郊小镇,父亲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推销员。凯里曾就读于蒙纳什大学,学习有机化学,后因一场交通事故,未及毕业便去从事广告设计工作。在这期间,他结识了作家巴利·奥克利和莫里斯·卢里,开始接受文学创作的熏陶,阅读了贝内特、贝娄、纳博科夫、凯鲁亚克和福克纳等人的实验性作品。1967年,带着对国内环境的失望和对朋友奔赴越南战场的忧伤,凯里离开澳大利亚来到欧洲,寄希望于得到欧洲文化的滋润。在欧洲,他周游各国,不断积累素材,但大部分时间仍侨居伦敦,靠写广告谋生。闲暇之余,精心创作,小说《寄生虫》(Wog)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,但因该小说大胆前卫,出版社拒绝出版。1970年,凯里回到澳大利亚,着手创作短篇小说。1974年,他结集出版了《历史上的胖子》(The Fat Man in History)短篇小说集,一举成名。1990年应纽约大学之邀,任住校作家,目前常住纽约。

    凯里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:《历史上的胖子》(1974)、《战争的罪恶》(War Crimes,1979);长篇小说:《幸福》(Bliss ,1981)、《魔术师》(Illywhacker, 1985)、《奥斯卡和露辛达》(Oscar and Lucinda,1988)和《税务检查官》(The Tax Inspector,1991)、《特里斯坦·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》(The Unusual Life of Tristan Smith, 1994)《杰克·迈格斯》(Jack Maggs,1997)《“凯利帮”真史》(True History of the Kelly Gang,2000)、《我的生活如同骗局》(My Life as a Fake,2003)、《偷香窃爱:一个爱情故事》(Theft: A Love Story,2006)和《他的非法自我》(His Illegal Self,2008)。其中《奥斯卡与露辛达》和《“凯利帮”真史》获布克奖,《杰克·迈格斯》和《“凯利帮”真史》获英联邦作家奖,《幸福》、《奥斯卡与露辛达》和《杰克·迈格斯》获迈尔斯·弗兰克林奖。

    凯里的文学创作是从撰写长篇小说开始的,但却因短篇小说而声名鹊起,成为澳大利亚新派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。他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《战争的罪恶》出版后,赢得了广泛赞扬,人们认为他的作品使澳大利亚小说为之增色,称他为具有国际色彩的作家,“终于使澳大利亚脱离顽固的狭隘地方主义角落”,走向“新的广泛性和复杂性”。他的作品怪诞、幽默,具有寓言式小说和科幻小说的特征。小说里的人物往往是极为孤立的个人,面对强大的社会制度感到无能为力,常落入现实的陷阱而难以自拔,生动地表现了现代人所处的困境。 

    凯里的长篇小说总是激荡着历史的回声,它们分别从民族叙事、帝国远征、殖民文学、历史记忆和文化霸权等方面探求了澳大利亚的民族心理,以及与英、美帝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。也正由于此,他被誉为澳大利亚“民族神话的创造者”。“丛林哥特式小说”《魔术师》是一曲“澳大利亚之歌”,“……可以与帕特里克·怀特的《沃斯》相媲美。”《奥斯卡与露辛达》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“最优秀的小说之一”,再现了基督文明与土著文明的冲突。《特里斯坦·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》是凯里“了不起的成就,把虚构的世界描写得惟妙惟肖,如同魔法一样。”《杰克·迈格斯》“虽说是旧瓶换新酒,但这新酒更让人心醉”。《凯利帮真史》出版后更是好评如潮,《纽约时报》认为:“彼得·凯里无疑是小说宝库伟大的探索者之一……他将瑰丽的色彩、耀眼的光芒,赋予一个早已褪色的故事;将滚烫的血,温暖的肉赋予一个久远的神话。”《我的生活如同骗局》是凯里“对澳大利亚民族神话的翻新,并使之成为文学宝库中的一件艺术珍品”。一方面,凯里立足文化遗产,通过人物形象塑造,讴歌独立的民族精神,使被压制、被边缘化的族群重新回到话语空间;另一方面,他又秉承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开放包容的人文精神,通过历史人物与事件,来诠释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的意义。同时,对社会的丑恶和人性的黑暗,进行了无情地批判。他的文学作品既是民族的,也是世界的,因而容易在不同民族的读者中间产生共鸣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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